開始學習繼承法以來，很習慣以「死亡」為前提來思考。如果沒有死亡，沒有私有財產，繼承法就不可能存在。但是昨天看了一支紀錄片「在那之前我愛你」，講安寧緩和醫療的，才體會到，面對死亡比想像中艱辛。
片中提到，許多家屬不願把癌症末期的診斷結果告知病患本人，認為這樣才不至使本人喪失生存的希望。家屬拒絕安寧緩和醫療，覺得那是等死之處，或者即便接受安寧療護，卻要求醫護人員不可洩漏於病患。
在個人偏好上，我並不認同上述的處理方式。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我希望醫生直接告訴我實情，讓我能做好心理準備，省思、回顧這一生，跟摯愛的家人朋友告別，當然也包括處理好繼承法最關心的財產問題。縱然這說的容易，真正要接納自己即將死亡的事實，不知道要花上多久。
不過我的目的並不在辯論哪個價值觀正確或錯誤，只是好奇，我們的醫療實務何以出現如此以家屬為中心，「隱瞞患者」的倫理觀。可能有兩個要素：第一是家族連結的存在，第二是對死亡的恐懼。
當病患有關係緊密的家屬時，醫護人員才有可能去詢問這些人的意見。在流動性較高的社會，家庭結構鬆散，獨居、不婚、不生子、結婚離婚數次的人增多，對於這樣的病患，我想大部分的人應會贊同讓他自己了解病情和決定治療方針，而不會認為應該讓他的遠親例如姪子、表兄弟姊妹來替他決定。也就是說，「不用自己決定」的體制背後，存在著「讓家人代為決定」的可行性。
接著，當患者本人對死亡採取一種恐懼的態度時，亦即意圖逃避決定的責任時，上述的命題將更加確立無誤。恐懼死亡，是人之常情，否則這世界上不會有那麼多宗教。如果人確切知道自己的死期是半年或一年後，除了悲嘆怨恨為何將死的是自己，而不是那殺人越貨的惡棍外，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我的存在到底有什麼意義。很簡單的問題，卻最令人不敢直視。當人發現，汲汲營營追求的財富與權力，只剩不到六個月可以支配，最愛的美食，接受化療後早已無力品嚐，自然美景也即將永遠從眼前消逝；以上這些，恐怕不足以成為這一生的意義，也支撐不了自己走完剩餘短暫的時光。當我們用自己的理性找不到答案時，求諸宗教是一個便法。宗教像個套裝行程，它提供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告訴人們，我從哪裡來，我需要做什麼，我往哪裡去。於是，我知道了自己的定位，雖然肉體受苦，但心靈終能處之泰然。
不須經由宗教就能明確知道生命意義的人，或者得到了宗教慰藉的人，是值得慶幸的。不知生，焉知死，問題是不知道自己活著為何，既不去主動思考，又不接受宗教的人，無法面對死亡。所以，由家屬來替本人承擔煩惱生死的痛苦，是一種上下交相賊的結果。
我甚至認為，這樣的結構妨礙了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造成很多事情（包括人生的意義）我們只要推諉給家人（或者老師、學校、政府、宗教信仰），而不用自己去質疑、思辨或做決定。於是，形成了無法自我負責的成人、保護主義式的法律和肥大的國家機器。父權主義，並沒有因為政治的自由民主化，從台灣人的思維模式中離開。父權的問題不只在男女平等或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維護，它還存在於更根深蒂固之處，造成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型態、生存意義和死亡，無法思索、不願判斷、放棄決定。
家族的紐帶和羈絆會愈來愈薄，我們必須學著長大。至少我的研究必須在這樣的環境下才有市場。
人的死亡率是100％，所以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既然［要死］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了，剩下来就是考虑如何去死，
是接收全身插满管子延命治疗，还是仅限于疼痛管理等的缓和医疗。
这时，告知的问题就来了，
告知了，你可以决定自己如何去死，
仅仅告知了亲属，那么亲属将决定你如何去死。
我和你一样，希望被告知病情。
另外，以我的经验一个人临死前，
他（她）也许不会担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被践踏，
最恐惧的也许是一个人孤单的死去。
好久沒來了，一來就是鍛煉大腦的，還真是有營養，上次是婚姻，
這次是死亡，期待下個題目，期待結集出版…最後一句寫的最好。
我自己也好久沒來了，慚愧。最後一句啊，自我調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