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台灣同學W說，他在研究室被日本人同儕排擠的遭遇。與其說是排擠，不如說是被當作不存在？例如他在報告的時候，日本人在下面聊天；平常在研究室也可能跟日本人聊不到幾句；日本人有活動不會找他…。
連L──我一直以為她的日文很好，也有很多日本朋友的，她也說，怎麼努力就是融不進日本人的圈子。同學們在用學術語言討論時，那些片假名的人名和理論她無法像日本人一樣運用自如。
打不進日本人的圈圈，是所有外國人的煩惱吧。文科學生沒有實驗室這樣的單位，少了實驗室人際關係問題，頂多在課堂或下課吃飯聊天時才會面臨跟日本人的相處問題。
跟同學出去喝酒吃飯，我剛到日本時的確受到很大的挫折，他們之前聊的話題我很難插嘴，不單是日文能力的問題，更多的是生長背景環境的不同，造成我無法理解他們的對話內容──上至學術(某教授的某主張、某A是某B的學生之類的關聯)，下至電視節目、流行時尚。不過隨著時間久了，情況慢慢好轉，逐漸可以從前後文脈判斷大致的意思。若再有不懂的，便視情況而定。不重要的內容、不好笑的笑話，便「聞き流す」；對我來說，剛到日本只要聽到不懂的，馬上緊張焦慮，所以要練會適當地「忽略」本領，還花了不少時間。至於重要的、無論如何想弄懂的內容，就開口問；我總樂觀地認為，自己不懂的，在座的其他日本人也不見得都懂。
其實我應該算幸運的，來日本後，記憶中沒有遇過奇怪的人或奇怪的遭遇(性騷擾、歧視…等)。周圍的老師(至少我的指導老師)願意肯定我的表現，生活在這裡其實比台大時有更多成就感。我很感謝日本，供應我大部分的經濟來源，讓我完成了研究所的學業。
不過自己心裡很清楚，這個地方無法待一輩子。倒不是什麼故鄉一切好的道德論調，而是現實的考量。老師們對我適用的是外國人的標準，坦白說就是鬆。他們知道，不可能要求外國人跟日本人做一樣的事情。這在文科的研究尤其明顯：以我的領域來說，我不可能跟日本的學者一樣，在三五年的時間寫出相同水準的德、法、或英美法的論文。日本法已經是我的「第一外國法」，光是弄懂日本法就已經花了我們四、五年，要再擴展「第二外國法」研究，不是那麼簡單。然而現實是，日本的主流實定法學者養成之道，僅限於德、法、或英美法三種(參照大村敦志[ほか]著『民法研究ハンドブック』)，若是我硬要走這條路，可能得多花N年的時間。若不想做歐美法律，只研究台灣或中國法，在日本就會被定位成基礎法學者。基礎法也沒什麼不好，問題是市場需求少、職位少，工作難找。
不想繼續待在日本，除了工作考量，還有社會定位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不想當一輩子外國人。不是形式國籍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其實我並非遭遇過什麼明確的歧視或排外，才說不想當外國人的；相反地，就是因為週遭的人太小心翼翼，善意而體貼地找跟台灣相關的話題來跟我聊，所以我不斷地意識到自己是外國人、自己跟他們不同的事實。
在日本生活有兩個選擇，第一，隱藏自己是外國人的事實，努力融入日本社會；第二，承認自己是外國人，善用這個身分。第一個選項會讓人生活地很壓抑，因為有太多日本人理所當然的知道的常識，我們不知道；在這個標準下，我們會變成低分的公民。第二個選項的確有不少好處，例如獲得特定的工作機會(翻譯、旅遊服務…)，日本人們也不會用嚴苛的標準看待自己；但是這樣一來，不僅工作的選擇有限，久而久之，自己對於這樣的邊垂定位也感到不耐。「寬待」和「憐憫」或「同情」本質上只有一線之隔，誰能忍受一生被憐憫呢？
有人認為，白人在日本吃香，沒有歧視問題，反而享有一堆日本人的崇拜和欽羨。但是這何嘗不是「寬待」？我想他們不會比我們更覺得自己更融入日本社會。
享受「寬待」而樂在其中者固不乏其人，可惜我不是；而我也不願意壓抑隱瞞自己的出身是外國人的事實。兩個選項都不想選，所以得出了我無法一輩子在日本生活的結論。
現在回想以前大學時代,我們對班上的僑生也沒有多交往吧.
如果選擇在異國落地生根,要真正與當地人有相同的思想、習慣,大概至少是2~3代之後.
至於是否一輩子在日本,這問題在幾拾年後(甚至幾年後)可能答案會不同.
只在日本生活了一年的我
也感受到當外國人的好處
卻也曾經苦惱過「沒有日本人朋友」這件事
即使是像我這種有實驗室的學科
加上凡有聚餐一定參加
且因為我會說日文
而明顯比起實驗室的其他外國人容易跟他們相處
我還是沒有那種放學後會一起去逛街的日本人朋友
我想是因為你說的「寬待」
所以他們願意耐著性子跟我聊天
但說不定其實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做了不少不符合日本人標準的事了
第一次回應！
回想求學過程
為一路下來都沒發生類似的事件感謝神
因若真發生這樣的排擠事件
對科系中只有留學生一人就是我來說
會蠻慘淡的吧！
但找打工時碰過很多次
不是因為語言,而因是外國人所以被回絕了